以《大唐玄奘》为例，佛教作为中印两国可共享的文化经验，是我国和印度在文化交往中可以有效沟通的非常重要文化资源，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还是对于我国日趋重要的文化安全问题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合拍片更应该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试验田，在这个领域必须对中国电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其海外传播直接代表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不能只是让外资在中国电影市场享有单向度的相关优惠，更应该在海外相关国家有着至少差不多对等的传播效果，而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所能考量的范畴。

　　如果没有“一带一路”这样的历史契机，仅仅依靠中国电影行业内部的自我调节，恐怕根本没有现实可能。《长城》就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好莱坞的成熟的叙事套路、故事模式，不仅早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商业类型片的拍摄、制作过程中，其也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范式。毕竟中国电影曾经具备过自身的民族风格，那也曾是中国电影立身于世界电影舞台的最为鲜明的标识；而在《长城》中，除了美工环节，中国电影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风格已然消失殆尽。中国电影能不能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能不能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形成中国电影自身鲜明的、有特色的、独立的民族风格和中国话语，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而言，是从理念到方法的系统工程。所以，在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就不仅仅要尽可能地减少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更是一场寻找自我的艰难旅程。

　　随着我国电影产业进一步深度参与到全球性文化商业协作体系，能否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这些商业上的成功之后，也生产、创作出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能够正面讲述中国故事、正面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影视作品，在“一带一路”的疆域里将商业上的成功转化为文化上的成功，就将是在“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电影，全行业都必须要面临的严苛的历史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