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你们养活自己了吗？

杨全强：实际上是出版社在养活我们。

单读：这种处境下，有没有想过做那种看起来很好卖的书？

杨全强：一个出版社不能光看别人那么做能赚钱，还得看他们做了多长时间，经过多少惨痛的教训。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很多想出书的人，你出多少钱我才帮你出，做这个可以活得很好，但出版社如果只做这个，我觉得就不一定要做这行，可以随便到企业或者其他地方当个行政人员，我也愿意。

单读：您做过畅销书吗？

杨全强：不能说做过那种超级畅销书，但十几万、几万册的也有一些。如果完全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心态会不好。大概十年前，我在南大出版社做得挺纠结，就想尝试跟一些民营公司合作，给他们报过选题《鲍勃·迪伦访谈精选集》，他们说这个书卖不到一万五千册，我们不会做。如果他当时做了，代价不会很大，十年之后迪伦获诺奖，可能可以赚不少。

“一本书卖了两万多册，最后还是不赚钱”

单读：2013 年为什么决定从南京来北京？

杨全强：我对自己的定位和期待跟南大出版社有一些偏差，就做得特别焦虑。南大对我不错，我想做什么一般也都可以做，他们也不说什么。但在一个出版社你做一定的量，赔点钱是可以待下去的，如果量多一点、赔得多了，出版社经营状况又比较普通，就会觉得吃力。我离开之后，南大社品牌更好了，可见我对他们没多大作用。

单读：来北京下了很大决心吗？

杨全强：不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我还是一直在做我感兴趣的那几条线，思想、学术、文学，包括音乐、电影、建筑、设计，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延续而已。不利的方面就是我在南大出版社待了七年，应该说我做的那一块在慢慢变好。如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是没忍到，在最黑暗的时候走了。到了新的地方，好多东西都是重新开始。

单读：当时是什么样的处境？

杨全强：有时候在一个机构内部需要付出不少交际成本，如果不想花精力，就不会那么顺畅。这跟人的性格有关，如果我的性格是那种特别玲珑、人见人爱的，我可能现在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

单读：感觉出版业哪几年变化最剧烈？

杨全强：五年前我还可以印六千册甚至更多，2010 年之后，其他朋友也都能感觉到，首印得降低一千到两千册，感受特别明显。

单读：想过改变吗？比如做一些调整。

杨全强：我比较愿意从出版社这方面来说调整。不是说我这部分不赚钱就停掉，应该想其他办法，比如好好开发青少年读物以及其他大众阅读类的产品，这一领域可以很容易就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版块，但我这部分要比以前多赚很多，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