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召开，宣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作为教育出版的从业者，必须深入探讨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的行业如何准确定位；我们自身如何把握机遇，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恪尽职守，奏出时代强音。下文以中小学教材为重点，对新时代教材建设有关理念和实践进行简单梳理和讨论。

教材、教育与出版

“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教材也称教科书，既是教师的“教本”，也是学生的“学本”，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与基本依据，是反映国家认知、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教材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物。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后以雕版、活字印本形式传播，在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肇始于清末，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私营出版机构以教科书出版而闻名于世。

清末变法革新，引进西学，废科举，兴学校，商务印书馆随之编写出版了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其“新”特征主要是按学科分类、分课时编排，不仅讲授人文知识，也讲授科学知识。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书局推出了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同时期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纷纷参与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民国时期进一步使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版一时蔚为大观。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出版，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展开，充分发挥了传授新学、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教材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所长、近代中国最早从事新式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先贤张元济说过：“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还有学者将教科书的变迁称为“民族魂”，可见教科书在培养人才、提升民族素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当下的中国，有着2.75亿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教材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过程中更是肩负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教材建设事关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小学教材中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大学“马工程”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更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帮他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