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教材编写出版的历史使命，催生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使其在1950年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出版机构。人教社认真总结解放区红色教科书的建设经验，积极汲取苏联教科书和民国教科书的优点，探索建立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科书体系。这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教材建设直接的关注与指导。一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中央派叶圣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身份（后改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人教社社长。二是，对于语文、历史两个意识形态影响力大的学科，中共中央在1953年专门成立中央语文问题委员会和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分别由陈伯达和胡乔木牵头，对教科书编撰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加强教科书编写力量。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在这一指示下，国家迅速从全国调集了近20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补充到人教社教材研究和编辑队伍之中。

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出版了4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并与全国各省出版单位共同探索建立了“租型代理”这一教科书供给合作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落后的国度，如何保障近两亿中小学生同时“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难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的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的塑造，并使得党和政府的意志通过教材—学校—教育这个特殊的渠道得到了有力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复出。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重新编写适应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中小学教材，是他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道最先关注和着力的几件大事之一。

之前的10余年里，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由各地革委会主导，各地分散出版，教材中“极左”思想充斥，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学校还直接将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教材编写、使用总体上处于混乱状态。

1977年，邓小平指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邓小平要求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有关使馆选购一批最新国外教科书，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邓小平还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科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