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乃是一种特殊的文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截至目前，教材的主要存在形式仍然是纸质媒体。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的发达，使教材得以按需大量复制，在较短的时间、辽阔的地域广为传播。正如传播学者威尔伯·L·施拉姆所言：“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教材的使用者主要是在校的青少年学生，教材受众面广，其内容和使用方式相对稳定，影响深远。美国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在《图书出版指南》中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从学校用书开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科书出版起家，中国的教育出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核心部分，而教材又是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无论就出版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内涵而言，还是从出版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教材出版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教材与教育事业、教材与出版业关系极为密切。胡适说过，“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叶圣陶说：“就广义上说，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因此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要以出版工作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

教材建设走进新时代

“由国家层面统编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近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历史表明，每当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到来，中小学教材必将引起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教材建设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开国时期的统一。

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编写解放区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教材建设。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共产党自己的接班人，就不能继续使用民国时期民营机构编写的教材了。

早在1948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筹建的“黎明时刻”，中共中央就派专人从上海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爱国的教科书编写专家秘密接到华北解放区，组建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筹划新政权的教科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彻底变革，包括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体制，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举办，各类民营、私营等出版和发行机构均不得私自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