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长城》是由2015年好莱坞排名第一的片厂环球影业承担北美发行，与《英雄》当年的独立片商米拉麦克斯相比，《长城》的发行真正算得上是在北美得到了主流一线发行公司的支持——无论是中美合拍片还是其他的国产电影，在北美市场这都是第一次由“六大”来发行，因此也才有了3300多座影院同时上映的大规模开画。对于马特·达蒙而言，这或许稀松平常，但对于张艺谋，对于参演的景甜、刘德华、张涵予这些中国演员来说，这都是第一次能够在那么多座影院里与北美观众见面。

　　借力“六大”的发行能力，《长城》这一次令中国电影“走出去”至少在北美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亮相，不同于过去在几大国际A类电影节上的竞赛展映亮相，不同于在这些电影节上常常有的所谓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同于中国官方常常带着中国电影到北美华人社区办的展映，这一次《长城》是真正依靠好莱坞的商业机器与西方观众有了一次大规模的亲密接触。

　　仅就以上两点而言，《长城》的经验已经给中国电影“走出去”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最终的果实有些苦涩呢？

　　文化自信是一种内生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外化的主义包装。《长城》在中国文化的元素上太过陷于外化的主义表现和形式包装。太多象征意义和符号表现的中国文化在这一西方类型片里显得突兀，即便是中国观众在本地市场看到这样的表达，也觉得生硬——生硬过度反倒令人感觉不够自信。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能够润物细无声地去承载整个故事，文化的作用力是表现在人物行动的逻辑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东西方人物在同一时空下的故事里，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和解都该是基于文化的不同而发生的。《长城》在剧情上牵强地完成了马特·达蒙与景甜角色之间从敌视到互信的情节过渡。当观众无法认同人物的转变，那么故事也就很难触动人心、令人信服。

　　从成龙到李连杰，从巩俐到章子怡，自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不少中国电影演员在好莱坞闯出了名堂，成为中国文化的承载符号并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电影是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它需要明星这一通俗的符号成为文化的载体去令观众喜好，然后会推动观众去主动地了解和欣赏明星背后的文化。

　　当年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是平民化的情感和故事影响了中国观众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美丽、俊俏、健硕的女明星、男明星成为老百姓服饰、发型的潮流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也证明了明星对于文化输出的必要性。